懷念習仲勛叔叔——劉米拉

2014-05-13 08:48:11 作者：未知 來源： 網友評論 0 條

習仲勛叔叔是和我大伯劉志丹一起創建陜甘邊革命根據地的革命家之一。習叔叔比我大伯小10歲，他參加革命很早，15歲就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今年是習叔叔誕辰一百周年，我寫下一些文字，以為紀念。
    劉志丹第一次見到習叔叔，就緊緊握著他的手
    1932年春天，習叔叔在甘肅兩當發動兵變。劉志丹奉陜西省委的指示，帶隊伍到禮泉、干縣—帶，準備接應。
    兵變失敗后，黨組織派習叔叔到照金地區工作。他在照金南面的楊柳坪。
    劉志丹第一次見到習叔叔，就緊緊握著他的手�？吹剿�因為兩次兵變失敗，心情很沉重，就鼓勵他說：“干革命還能怕失敗!失敗了再干嘛。失敗是成功之母。我失敗的次數要比你多得多。幾年來，陜甘地區先后舉行過大大小小70多次兵變，都失敗了。最根本的原因，就是軍事運動沒有同農民運動結合起來，沒有建立起革命根據地，如果我們像井岡山那樣搞武裝割據，建立根據地，逐步發展擴大游擊區，即使嚴重局面到來，我們也有站腳的地方和回旋的余地�，F在最根本的一條，是要有根據地。”
    劉志丹為建立根據地，幾年走遍陜甘邊區，下決心要搞一塊紅色根據地。但是，由于省委“左”傾機會主義的錯誤領導，這個愿望很難實現。他走到哪里，就把建立根據地的道理說到哪里�？嗫谄判�，循循善誘，期望能說服他見到的每一個人。他的堅韌不拔的信念，為真理獻身的精神，給習叔叔留下了深刻難忘的印象。
    堅守在照金的習叔叔等領導按照劉志丹的囑咐．一村一村做調查研究，一家一戶做群眾工作

1932年春（過舊歷年期間），由于反帝同盟軍內部個別人搞分裂活動，發生了三甲原事件，收繳了二支隊的槍，關押了劉志丹，打死打傷二支隊的多名干部，我父親劉景范和馬錫五伯伯等所有二支隊干部被迫離開了部隊。

劉景范、馬錫五由西安回到保安縣，保安縣地方黨組織被敵人破壞，剩下少數黨團員也停止了活動，不敢露面。他們只好個人干了。

我父親劉景范牢記我大伯劉志丹的囑咐，革命沒有槍桿子不行，要學會軍事。他回到家鄉，秘密開展斗爭，又重新組織游擊隊。他一邊在家務農，一邊秘密進行革命活動。他們從四個人兩支槍，發展到四十多人。

1932年秋，杜衡命令劉志丹、謝子長率游擊隊離開照金，并要求隊伍和槍支全部帶走。

習叔叔到照金北面的金剛廟向劉志丹匯報工作。當時習叔叔只有19歲，劉志丹囑咐他說：“你是關中人，種過莊稼，能跟農民打成一片，你一定要做好根據地的開辟工作。隊伍走了，你們會遇上很大困難，但只要政策對頭，緊緊依靠群眾，困難是可以克服的。”并說：“現在我們黨的領導干部，大部分是中學生或大學生，不了解實際，基層干部又大都不識字。你是中學生．又會種莊稼，了解農民，這是你的長處。”劉志丹讓他多作社會凋查，學會團結各階層的人士，聽取不同意見。

劉志丹離開照金根據地時，把他的特務隊（警衛隊)留給習叔叔，要他和留在照金的同志一起繼續擴大游擊隊，開展游擊運動．除了保衛根據地，還可以給紅軍補充兵員。

劉志丹對習叔叔說：“打仗一定要靈活，不要硬打。能消滅敵人就打，打不過就不打。游擊隊要善于隱蔽，平常是農民，—集合就是游擊隊，打仗是兵，不打仗是農民，讓敵人吃不透。”

劉志丹堅持要執行統一戰線政策。他常對那些不理解的干部解釋：“革命需要建立統一戰線，敵人越少越好，朋友越多越好，我們增加一份力量，敵人就減少一份力量。”

按照劉志丹的指示去工作，確實有效。習叔叔和同志們對根據定周圍的民團作了分析，能團結就團結，能使其中立就使其中立，只打擊頑固的。對一時不明白黨的政策的國民黨內的開明人士、老知識分子，首先尊重他們，向他們講道理。當這些人知道共產黨是為國為民有大志的人．都點頭稱贊。后來一些群眾中有威信的知識分子參加了革命。

習仲勛叔叔回憶說：“我一生注意聽不同意見，聽民主人士的意見，注意做好統一戰線工作，就是遵從志丹同志的教導和從那時的實際經驗得來的。”

堅守在照金的習叔叔和張秀山等領導按照劉志丹的囑咐．一村一村做調查研究，一家一戶做群眾工作．相繼組織起農會，貧農團、赤衛隊和游擊隊。在發動群眾進行分糧斗爭的基礎上，建立了工農政權——陜甘邊革命委員會，選舉雇農周冬至為主席，習叔叔任副主席，并任黨團書記，他們和群眾休戚相關，生死相連，受到廣大農民的擁護，許多青年要求參軍，陜甘邊幾支游擊隊如雨后春筍般建立起來了。至此．照金根據地才初見規模。

12月，劉景范帶游擊小組到豹子川與陜甘邊區特委書記惠子俊接上頭，向他匯報了保安的工作情況，惠子俊讓劉景范把動員好的人馬集合起來，與特委派出的保安游擊隊（十幾個人）合編，成立保安縣游擊大隊。

在南梁堡附近的高臺子村，劉景范和劉月貞兩人到南梁堡馬大爺家見了習仲勛同志（習叔叔當時是陜甘邊區革命委員會主席），向習匯報保安游擊隊的產生和活動情況。習叔叔高興地說：“游擊隊就要在當地群眾斗爭的基礎上建立起來，才有發展前途。”在馬大爺家住了一夜，第二天習叔叔同他們一起到梨園堡，給他們補充了一部分槍支和彈藥。

1932年12月24日，在宜君縣轉角鎮，陜甘游擊隊改編為《中國工農紅軍第26軍》。26軍只有一個紅二團，杜衡自己任26軍政委兼紅二團政委。原陜甘游擊隊的領導，杜衡一個也不留，讓戰士選舉。排以上的干部沒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根本不讓參加會議。最終選舉當時任班長的王世泰叔叔任二團團長。經王世泰等同志的一再堅持，只留下劉志丹一人，協助王世泰工作。

習叔叔當選陜甘邊蘇維埃政府主席，劉志丹向他授予“陜甘邊蘇維埃政府的大印”

1933年3月，陜西省委派金里科任陜甘邊特委書記，建立陜甘邊特委。習叔叔擔任特委委員。

1933年，杜衡不顧劉志丹、汪峰、王世泰等同志的反對，拒不執行省委領導的意見，執意要26軍南下，到陜南去。

1933年6月，26軍南下終南山。沒有接應部隊。國民黨全力圍剿紅軍。杜衡自己根本沒有過渭河，回到西安市，后被捕叛變。

26軍紅二團1933年6月1日渡過渭河，到了陜南根本沒有革命武裝前來接應，只有國民黨部隊的層層包圍。紅二團在劉志丹、王世泰、汪峰的率領下，邊戰邊走沖破層層包圍。全體將士浴血奮戰，終因敵眾我寡，彈盡糧絕，100余人壯烈犧牲。劉志丹決定分散撤退。

紅二團南下后，照金根據地的武裝力量，有耀縣游擊隊、渭北游擊隊及王泰吉領導起義的西北民眾抗日義勇軍。為了組建統一的軍事領導機構，1933年8月14日，陜甘邊特委召開了陳家坡會議。參加會議的有秦舞山、楊森、高崗、張秀山、李妙齋、張邦英、習仲勛、黃子祥、陳國棟等。張秀山、秦舞山、習仲勛輪流主持會議。會議決定，三支紅軍武裝統一起來，成立了紅軍臨時指揮部。

1933年農歷八月十五，劉志丹、王世泰等化妝脫險，輾轉回到了照金根據地。劉志丹歷盡千難萬險回到了照金，大難之后又重逢，戰友、同志個個激動。經過這場折磨，劉志丹更瘦了，可是沒有一點灰心喪氣的樣子，精神更抖擻。他拉著習叔叔的手問：“你的傷好了嗎？這次我們又上了機會主義的大當，又吃了一次大虧！”

劉志丹擔任了紅軍臨時總指揮部參謀長。習叔叔向他匯報了陳家坡會議。劉志丹興奮地說：“這就好了！陳家坡會議總算清算了錯誤路線，回到正確路線上來了�，F在需要把隊伍集合起來，統一領導，統一指揮。前途是光明的！”

由于薛家寨失守后，革命根據地的中心轉移到南梁地區。在合水包家寨召開聯席會議，做出三項重要決議：決定將陜甘紅軍臨時指揮部改編為紅26軍42師；成立三路游擊隊；根據劉志丹提議決定建立南梁根據地。

1934年4月上旬，國民黨反動派發動對陜甘地區第四次“圍剿”。他們集中了十七路軍楊子恒師的仇良明團，陜西警備旅的張延芝團和八十六師高玉亭營，慶陽譚世林民團，靖邊張六民團，保安曹俊章、任道遠的民團，共兩三千人，進攻南梁根據地。5月初到保安縣的金鼎山一帶圍剿紅軍。無惡不作。他們殺害了王兆基、王永慶、劉月貞等地下黨員。到樓子溝劉志丹的老家焚燒窯洞、糧食，挖劉家祖墳，把尸骨撒落在野地。我的爺爺奶奶和子女孫子，老少十幾口人，扶老攜幼逃離家園。在深山中躲藏了幾個月。

當時我大伯劉志丹率部隊反“圍剿”。我父親劉景范帶領游擊第二大隊隨紅三團南下，參加反圍剿戰斗。只有家鄉的老鄉偷偷出來幫助這一家人。

我父親率部經甘泉縣到鄜縣道同，消滅了道同民團后帶游擊隊返回保安。

戰斗結束，已是深秋，劉景范安排人尋找在外逃難三、四個月的老父親及一行家眷。革命委員會主席習仲勛叔叔派人接他們到寨子灣蘇維埃所在地。安排他們先住在四合臺，后又搬到高樁灣，生活由革命委員會管。這一家老小才有了安身之處。

1934年10月間。邊區軍委決定以保安支隊為主和安塞、慶陽支隊各一部分編為二十六軍四十二師第二團（原二團南下失敗，一直未恢復），劉景范任團長，政委胡彥英，團參謀王生榮，下轄三個連，共200余人。

11月1日至6日，陜甘邊革命委員會在荔園堡召開陜甘邊蘇維埃代表大會。11月7日3000群眾參加大會。習仲勛叔叔當選為陜甘邊蘇維埃政府主席，劉志丹向習仲勛授予“陜甘邊蘇維埃政府的大印”。進行了閱兵式，參加檢閱的有紅二十六軍和各縣游擊隊、赤衛軍共3000余人，劉志丹在閱兵式上講了話。

按照劉志丹的部署，習仲勛領著群眾打游擊，和敵人兜圈子

1935年2月上旬，中共陜甘邊特委和陜北特委在赤源縣周家砭舉行的聯席會議。這次會議統一了兩地區黨、政、軍的領導，決定成立中共西北工作委員會，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劉志丹被推選擔任西北工委委員和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葑涌�擔任西北工委主席。習叔叔當選為西北工委委員。劉景范接任陜甘邊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