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延安審判許世友案因其“組織拖槍逃跑”

2015-01-14 10:40:13 作者：未知 來源： 網友評論 0 條

近日翻閱陜甘寧邊區高等法院檔案，意外地發現一份判決書，是1937年在延安審判許世友等人“拖槍逃跑案”所作。判決并不長，一共千余字。其中的“事實”部分如下：
    許世友，系前紅四方面軍第四軍軍長，現在抗日軍政大學第一隊學習，因對目前斗爭張國燾錯誤路線問題，認為中央是對紅四方面軍采取各個擊破，對目前統一戰線的新政策，認為是另有密約的投降敵人，聽說西路軍失敗，認為自己就沒有出路，這次請假回家未獲允許，由于以上這些錯誤觀點出發，逐漸發展形成到政治上的動搖，遂與同學第四軍副軍長劉世模、政治委員王建安、政治部主任洪學智、前九十一師師長朱德崇、前九十三師政治委員詹道奎，組織拖槍逃跑出去打游擊，分頭活動軍政大學中四方面軍送來學習的各級干部，結果組織了卅余人，約定在四月四日晚間，各人帶各人的槍，到軍政大學第五隊毛（茅）廁側面集合，由許世友帶二個人，在最后掩護出城逃跑，如有人追捕，即實行抵抗，許世友且主張大鬧天宮并主張在山上打幾槍說土匪來了，乘城內混亂的時候闖出城門，出城后在二十里堡集合，用抗日的名義，向群眾派糧捐款，到陜南去打游擊，此項陰謀，該犯等已著手實行，因被西北保衛局破獲而未遂，經中央司法部國家檢察長偵查起訴。
    許世友是赫赫有名的將軍，曾立下無數戰功。當年他為何要率部“逃跑”？此事還需從批判張國燾說起。
    批判張國燾及案件由來
    1936年6月，中央紅軍與張國燾統帥的紅四方面軍在四川懋功會師，最初的歡欣過后，雙方卻發生了一些隔閡與摩擦。其時，中央紅軍僅剩1萬余人，四方面軍兵力則有六七倍之多。張國燾自恃人多槍多，張口要權；兩軍官兵也齟齬不斷，一方面軍指責四方面軍“逃跑主義”、“軍閥習氣”，四方面軍指責一方面軍“喪失斗志”、“紀律廢弛”。
    不久，“南下”還是“北上”的戰略分歧，引爆了雙方的矛盾。毛澤東為首的中央可能因察覺張國燾的野心，深夜率中央紅軍北上。張國燾隨即另立“臨時中央”，公開否定中共中央的合法性。后經共產國際代表張浩（林育英）從中斡旋，張國燾才勉強北上，重新與中央會合，但雙方難免心存芥蒂。
    1937年3月中旬，主要由原四方面軍戰士組成的西路軍在河西走廊幾乎全軍覆沒，消息傳到延安，紅軍上下沉痛不已，激憤的情緒引發了對張國燾這位四方面軍主要負責人的大規模批判。3月27日至31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對張國燾進行全面批判，并通過了《關于張國燾錯誤的決定》，歷數其“領導錯誤”、“右傾機會主義”、“忽視黨的領導”、“軍閥主義”等罪狀。
    考慮到四方面軍官兵的感受，《決定》特意指出，“四方面軍的干部是中央的干部，不是張國燾個人的干部”。但在實際的批判活動中，鋒芒還是無可避免地指向了四方面軍的很多干部，尤其是許世友等高級干部（他們當時都在抗日軍政大學學習）。據說，在批判張國燾時，有人把四方面軍的干部說成是“張國燾的人”、“張國燾的應聲蟲”。（詹楊：《戰將的足跡--詹才芳將軍的故事》，湖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62頁）據洪學智回憶，抗大在批判時提出三條，一條說紅四方面軍是土匪，二條說四方面軍干部是軍閥，三條說四方面軍干部是張國燾收買的。四方面軍的人想不通，許世友氣得吐血，副軍長劉世模對準自己的腦袋開了一槍，重傷住進醫院。（《洪學智回憶錄》，解放軍出版社2002年版，第128-129頁）許世友本人在50年代的一份學習總結中敘述了當時心境：
    到延安以后，就有人說張國燾如何長如何短，我也不作聲，只要你不說到我頭上我就不管，以后西路軍失敗，我非常痛心，半月沒好好休息，加上反張國燾路線聽了不少胡言亂語，有的說我是托洛茨基，有的說我是土匪，有的說我反抗中央……下面干部看不起四方面軍的同志。我非常生氣，病得吐了血到醫院休養。……加上下面又謠傳要槍決周純全、何畏、張國燾，我也是張國燾軍級干部之一，也不能沒有我的事。我自己也覺得在這里槍決太冤枉了。我南征北戰帶了這些彩，沒有功還有罪嗎？（郝景泉編著：《黨史風云實錄》，紅旗出版社1996年版，第391-392頁）
    這種含冤受屈而無路可走的郁悶，不僅許世友有，其他的四方面軍干部也有。據說，許世友病了以后，四方面軍的各級干部去探望他，沒有一個不哭的。憂憤交加之余，許世友決心豁出去，“我們回四川去。四川那里找劉子才去，還有1000多人的隊伍，他們巴不得我們去呢！在這里，說我們是反革命要槍決，我們去四川打游擊去嘛！叫他們看看，我們到底是不是革命的”。他說干就干。到第三天時，已有30多名干部愿意走，其中有后來被判刑的劉世模、洪學智、朱德崇、詹道奎、王建安等人。據許世友稱，一切計劃都是由他作的，路線也是由他劃的，他身上還帶有寫給毛主席的信。他們準備在4月4日晚10時出發。
    不過，這個計劃并未實現。原第四軍副軍長王建安改變了主意，并將此事報告給了抗日軍政大學黨總支委員謝富治。謝馬上將此事報告給校黨總支部書記鄧富連，鄧則立刻找到校政治處主任莫文驊。據莫回憶：
    我讓鄧富連留下繼續了解情況，觀察動靜，自己立即去找劉亞樓、傅鐘等領導人。跑了幾處，都沒有找到，于是，我只好去找校長林彪。估計他在毛主席處開會，毛主席住在鳳凰山下窯洞里，離學校不遠，過一條街便是，我即到那里找到了林彪，向他報告了此事。他讓我先回學校，不動聲色，注意了解新情況，待他向毛主席報告后，再作處理。我急忙回到學校，好在時間還來得及，只要消息沒走漏，不至于立即發生什么意外的情況。我先向學校保衛科及身邊同志通報了情況，以便有思想準備，以防萬一。不久，林彪回來了。他馬上召集劉亞樓、傅鐘、鄧富連、謝富治和我，還有保衛科的同志開會，傳達黨中央、毛主席的決定，立即將策劃事變的主要成員逮捕。（莫文驊：《許世友在延安受審真相》，《炎黃春秋》1993年第7期）
    這一事件當時被定性為“許世友反革命集團”案件。中央最初懷疑此事的幕后操縱者是張國燾，但在董必武、李克農等人與被捕的四方面軍干部一一談話之后，否定了這種可能性�，F存中央檔案館的一份審問記錄上有這樣一段對話：
    “聽說你們對張國燾也是不滿的，可為什么批張國燾，你們就想離開？”